8萬元就能讀博，批量“鍍金”成產業鏈

高校教職工緣何熱衷修讀海外“水博”?

羊城晚報記者 崔文燦

高校教職工在職讀博，正成為一股潮流。這當中，蒙古國、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一些大學，以其較低入學門檻、相對低廉的學費和線上授課的“優勢”，成為不少教職工的選擇。

讀博原因則各異：有的為評職稱，有的想從行政崗轉為教學崗，還有的是為滿足所在高職院校升本的需要——根據教育部要求，高校設置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專業須有完成專業人才培養所必需的教師隊伍，“具有博士研究生學位專任教師比例不低于15%”。

盡管近幾年蒙古國、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博士飽受“水博”質疑，但記者發現，在不少高職院校如火如荼引進博士的當下，一條服務高校教職工的留學產業鏈已存在多時，依舊有許多高校教職工前赴后繼，只為求得一紙博士文憑。

讀“水博”幾無門檻，“博導”竟是“同學”

兩年多以前，廣東某高職院校教師楊老師在同事伏某某介紹下，得知可以線上修讀蒙古國博士。在伏某某牽線搭橋下，楊老師和內蒙古蒙橋教育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簽訂了自費出國留學合同。合同顯示，其申請攻讀蒙古國CITI大學工商管理專業的博士學位，繳納費用8萬元。

楊老師稱，除博士學位論文答辯費用需自掏腰包外，8萬元覆蓋了所有學費，自己填了一張留學申請表、提交了個人碩士學位證書后，蒙古國CITI大學出了一張只有3道題的考卷，要求其中文作答即可，這便是博士入學招生考試題目。在經歷了一系列流程后，楊老師順利成為該校博士生。

和楊老師一樣，選擇讀蒙古國博士的教職工并不少。楊老師告訴記者，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微信群，群內人數最多時有200余人，當中很多都是廣東高校的在職教職工。

去年3月，伏某某告訴楊老師，蒙古國的博士學位答辯委員會設在蒙古國研究大學，轉學去該校，博士答辯更易通過。根據楊老師的描述，當時伏某某等人和蒙古國CITI大學鬧僵了，所以讓大家轉學，并給出兩個選擇：補繳6萬元，轉去蒙古國研究大學;或者不補繳，轉去烏蘭巴托研究大學。不過，蒙古國研究大學要求較高，博士生畢業前須在核心期刊發表文章;蒙古國CITI大學要求更低，博士生在蒙古國和中國的雜志各發表一篇文章即可。

“這個行業真的很不規范，我都不想讀了，但是退費又很難。”楊老師向記者吐槽說，給自己上課的老師也僅是從美國高校畢業的碩士，都不具備博士生導師資格;更離奇的是，博士生在讀期間，給自己授課的一名老師竟然是廣州某高校的中層干部，講課方式就是念手中的文稿，而且這名干部還和自己一樣，正在修讀蒙古國的博士。

記者留意到，2021年起，教育部留學生服務中心先后發布公告，有15所海外高校(項目)的學歷認證被要求加強審查，其中超過半數為東南亞地區的院校，蒙古國CITI大學也在名單之中。

有院校抵制，也有院校組織教職工批量“鍍金”

線上授課，是新冠疫情期間修讀學位的一種特殊方式。很多高校教職工正是在疫情期間選擇報讀境外博士課程的。

不過，2023年1月，隨著國家對新冠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教育部留學生服務中心決定取消疫情期間的特殊認證規則——對于2023年春季學期(南半球秋季學期)及以后仍采用遠程方式學習(包括新入學和繼續學習的情況)所獲國(境)外文憑證書的，中心將不再提供認證服務。

記者了解到，根據教育部留學生服務中心要求，修讀海外博士期間，博士生需在境外累計待滿6個月。為此，今年暑假期間，不少博士在讀教師遠赴海外，目的就是要湊夠在境外的時長。

但楊老師這個暑期未能如愿出國。對其原因，烏蘭巴托研究大學國際學院辦公室主任劉瑞琦解釋稱，因七八月正值蒙古國傳統節日“那達慕”，有段時間全國放假，若是在這段時間前來，博士生見不到導師，也無法推進論文;而且，該國移民局此時也放假休息，即使入境，也無法辦理留學生暫住證。

楊老師表示，自己只有寒暑假才有時間外出讀書，若在平時向學校申請出國讀博，學校不予批準，理由就是本校不認可蒙古國的博士文憑。

記者發現，不同學校對于蒙古國或東南亞地區博士態度并不相同。有的學校明確不認可這些地區的博士文憑，像楊老師所在的院校就是如此，所以教職工“讀了也白讀”;與此相反，有的學校卻組織教職工集體赴菲律賓等國讀博，且費用由校方承擔。

廣州某高職院校職工李偉(化名)就是菲律賓圣保羅大學在讀博士生之一。約一年前，學校組織教職工赴菲律賓讀博，全校有150多人報名，經過校方遴選，最終有30多名教職工獲得機會。讀博學費由校方承擔，但出國的食宿、交通費用則由教職工自理。之前，受疫情影響，老師們都在線上上課，而隨著疫情防控政策的改變，他們也要湊足線下修習時長。因此，這個暑假，就有一批教職工赴菲律賓。

在李偉看來，自己讀的博士含金量“還可以”，也要寫作業和論文，老師上課還會點名提問。他說，校方組織老師們出國讀博，也是“內培外引”、加強人才隊伍建設的有力舉措。

“外來的博士，如果過幾年越來越多，我們發展的路會越來越窄。所以外出讀博，既是一種提升，對職工來說也是一種變相的福利。”李偉說。

“水博”成高職升本捷徑?濫竽充數有弊無利

記者留意到，近幾年，隨著各高職院校升本目標的確立，招賢納士、吸引博士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當中，有不少國內985院校的博士落腳高職。根據教育部要求，高校設置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專業，具有博士研究生學位專任教師比例不低于15%。為了達到這一指標，各校除了“外引”人才，還在“內培”上做起文章。由此，一些院校選擇了組織教職工讀博鍍金這條“捷徑”。

略算一筆賬，便可知這個“買賣”很劃算：引進一個博士人才，安家費、科研經費等算下來動輒幾十萬元;而輸送本校教師外出讀博更為省錢，還能大幅提高本校博士率。

國家督學、韶關學院院長廖益向記者回憶，幾年前，也有機構找到他，向其展示和東南亞某國高校的合作協議，希望能促成韶關學院和該校的合作，輸送教師前去讀博士學位，甚至還承諾可以將博士班開在廣州，屆時由對方教師前來授課。廖益拒絕了。

在他看來，集體輸送教師外出讀博，雖然數據好看了，但對學校發展不利。輕松速成的博士，和通過艱苦努力實實在在讀來的博士，如果待遇一致，本身就不公平，會對現有學位制度造成沖擊。再者，“水博”往往能力水平較低，在教師隊伍中“濫竽充數”，對教書育人質量、內涵建設、學科建設、專業建設、課程建設等都起不到好的作用，會影響院校整體質量和內涵建設的提升。

“我們一所學校能力有限，所有的大學應共同維護國家學位體系的嚴肅性、嚴謹性，共同營造公平的環境，支持學位制度標準，這樣整個學位制度的建設和學位制度體系的完善就有了保障。學校應通過自身內涵建設，建立學科科研平臺，來吸引有真才實學的博士，而不是投機取巧。希望大家都能堅持嚴謹的學術標準，這對今后高等教育發展會大有裨益。”廖益說道。(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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