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述往】

作者：徐小斌

智者劉恒

(相關資料圖)

同為北京作家，我與劉恒認識三十余年了。他是真正的聰明人，智商與情商都極高。

實事求是地說，劉恒早期的任何一篇小說拿到現在，都是當代同題材一線作家們難以超越的。他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小說與影視間游移，最后還是徹底走向了影視。

他不但極能寫，還極能說，《貧嘴張大民》寫的簡直就是他自己！每年他在北京作協年終總結會上的發言，都是一道聽覺饗宴，聽者無不覺得悅耳洗心，最妙的是，每一個層面的人都覺得他說出了自己的心里話，就連最挑剔的人也不會覺得他的話犯忌，這實在是大智慧！

但劉恒絕非無原則的人。《集結號》獲了那么多大獎，其實中途差點夭折，說是劉恒力挽狂瀾一點不夸張：馮小剛率眾弟兄殺紅了眼，集體要求谷子地最后也壯烈犧牲，劉恒一聽這話，立即從封閉寫作的地方趕到拍攝現場，費了很大功夫說服馮小剛，才保住了谷子地一條命，也保住了這部電影——因片子始終貫穿集結號是否吹響這個懸疑，假如谷子地也死了，就沒有人去尋求真相，故事也就無法成立。

與很多偽劇作家為賺錢組織團隊不同，劉恒做電影非常認真，從《菊豆》開始，一部部都是他認真寫出來的，他也絕不像我這樣挑肥揀瘦。《張思德》是張和平找的他，這樣高難度的電影也被劉恒寫得風生水起，實在不易，緊接著是《云水謠》《鐵人》，而后，《集結號》和《金陵十三釵》給他帶來的巨大聲望令他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編劇”，這時他感覺到自由的降臨，他開始寫歌劇、話劇……《窩頭會館》和《鄉村女教師》就是他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鄉村女教師》首演他請我去看，并且很想知道我對此歌劇的看法。我是西洋歌劇的死忠粉，若干年前捷杰耶夫率團來華首演歌劇《蝴蝶夫人》，我竟然花了兩千多元買了頂級的票去看，之后所有的西洋歌劇我從來沒錯過。說實在的，《鄉村女教師》這名字就讓我興味索然，如果不是劉恒的作品，我是絕不會去的。萬沒想到，此歌劇真的不錯，郝維亞的曲，劉恒的歌詞，很講究，完全是按照西洋歌劇的范式寫的。大幕拉開，序曲響起，舞臺深處風光如畫，歡樂的小學生，勞作的村民們，孩子們快樂的歌聲響起：

天空！慢吞吞慢吞吞慢吞吞慢吞吞，亮起來啦……

云霧！靜悄悄靜悄悄靜悄悄靜悄悄，藏起來啦……

劉恒的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他的認真。譬如簽下《金陵十三釵》之后，他悄悄對我說，他為此專門去了一趟南京，經他考證，當時的南京根本沒有基督教堂，只有一所東正教堂，而且關鍵是，當時的南京，所有的外國人都是在冊的，如此，不好編故事。但最終，他排除萬難硬是把故事編圓了。

最有趣的是曾與劉恒合作做了一把電視劇，劉恒是總顧問，慶邦是文學顧問，我是藝術顧問，題材是潘安。我們一行去了河南，去了龍門石窟又去黃帝陵，折騰一通。編劇是個很好的人，也是很棒的研究者，但是從來沒有寫過劇本。我也沒客氣，第一次開研討會就質疑，其實是否掉了這個題材，但是投資方堅持要做。初稿被我斃了，二稿來了劉恒讓我先看，我還是覺得不行，把審讀意見發給他，他很贊成。他之前一直客氣，但是這一次研討會他亮出了自己的意見，而他表達的方式真的不能不讓人折服，綿里藏針卻又一針見血。

特別感動的是，一次我無意中跟劉恒抱怨我兒子性格過于內向，甚至有自閉傾向，劉恒非常關心，竟然給我兒子寫了滿滿三頁紙的蠅頭小楷，夸贊他寫的文章好，也指出了不足。后來，兒子的三篇系列散文發表在《北京文學》上，名為《少年之遇》。劉恒的原信，感人至深，現在仍被我好好保存著。

艾青坐著輪椅看展覽

1990年8月里的一天，晴空麗日。位于北京市東城區帥府園的中央美院畫廊外面刷出一行斗大的字：“徐小斌刻紙藝術展”。墨跡未干，便有朋友們結伴而來了。

一切都依靠朋友，從經費到聯系到布展到展出，僅用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大約是爬格子的人搞刻紙，使人感到新鮮、好奇的緣故，觀者甚眾。留言簿上寫了不少溢美之詞，令人汗顏。報社、電視臺紛至沓來。亦有美商想以高價購買我的幾幅作品（這筆買賣自然沒有做成，由于我缺乏商品意識，至今不曾打算出售任何一件作品），一時頗令人鼓舞。更令人鼓舞的是，艾青坐著輪椅而來，細細看了全部作品。

早就聽說艾老學過美術，對民間藝術尤為喜愛，只是當時身體欠安，行動不便，大家都猜他未必能來。沒想到艾老來了，而且是第一位觀眾。當他攜夫人高瑛出現在展廳里，顫巍巍地在簽名簿上寫下“艾青”兩個字時，我真的心存感激。

果然，艾老對許多展品都有內行的評價。當他看到《水之年輪》《沉思的老樹及其倒影》等作品時，良久不語，最后看著我很認真地說：“你這每一幅都是創作，想法很獨特，應當拿去發表。”于是朋友們紛紛問我刻紙搞了多少年，是不是有版畫基礎。也有更熟的朋友善意地嘲笑：“你呀，你可真是不務正業。”

刻紙純屬偶然。上世紀80年代末有一段時間對著“格子”的時候，忽然有了一種深惡痛絕的感覺，常常是呆坐半日，一無所獲。百無聊賴之際，只好重新拾起“女紅”——打毛衣、裁衣裳，等等。忽一日，無意間用削鉛筆的足刀將一張廢黑紙刻成一個黑女人，襯在白紙上，竟頗有一種韻味。于是收集了一批黑紙，用鋒利的足刀精雕細琢起來。開始還打個小稿，試圖藏上一點什么機關、什么寓意，后來索性拋卻意念，隨心所欲，心境空明地進入“準氣功狀態”。又有古典音樂相伴，刀尖上便悠悠產生了一種神秘的節奏與韻律。黑的沉重神秘與白的靈動幽雅構成了一個嶄新的宇宙，我在這個宇宙中得到了暫時的休憩。這種創作非常讓人著迷。由著迷而激發著靈感，由靈感而轉化成作品，由作品而成為展品。

我常常在想，究竟什么是“正業”呢？我學的是經濟，卻走上了爬格子的路，后來又搞影視，搞民間美術——可謂雜亂無章，無“正業”可言了。可是，生活因此而豐富起來，生命因此而鮮活起來，這不務正業帶來的一切，值了。其實，世上一切學問、一切藝術都是相通的，這道理古人似乎早就明白。舞劍和繪畫有何關系？而吳道子觀斐旻舞劍竟“揮毫益進”。聽水聲與寫字有何關系？而懷素“夜聞嘉陵江水聲，草書益佳”。更有打球筑場、閱馬列廄、華燈縱博、寶釵艷舞、琵琶弦急、羯鼓手勻……這些與寫詩有何關系？而陸游卻因此“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云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

據說，人腦有若干億個神經細胞。人從生到死，這些灰白色的神經元僅僅使用了很少的一部分，人有著許許多多的潛能未曾挖掘。從這個角度來說，人作為生命有機體，與應有的使用價值相比，是太微乎其微了。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的大悲哀。人有時太注重目的，注重目的的結果往往是一生只能做一件事。專心做一件事，只要智力健全，一般都能成功。但這成功的代價，是一種巨大的心智的浪費。

我倒是覺得，從生命的意義來說，人應當敢于不斷探索創新，雖然這樣的人生很難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但是，他將像飛鳥一般，既享受天空的輕靈高遠，又享受大地的博大深沉。比起那些所謂的成功人士，我倒是更羨慕這樣的人生。

而今，艾老早已作古，我再次想到他，想到他坐著輪椅看我的刻紙展覽時，那專心致志的模樣。

結緣李小林

上世紀80年代，我的經歷充滿了戲劇性，其中之一便是與《收獲》的相遇。1983年我寫了生平第一個中篇《河兩岸是生命之樹》，在宗璞的鼓勵下，作為自然來稿寄去，竟然在一周之內就得到了請我去上海改稿的電報。最有趣的是，當時郭卓老師手持《收獲》為接頭暗號在車站接我，上了編輯部的木樓梯她就邊走邊喊：“接來了，是女的！”后來她告訴我，因為我的名字，編輯部曾對我的性別產生了討論。這時李小林老師走出來看到我，熱情地拉著我：“你多大？怎么還是小姑娘樣的？”我們聊了很久，她問了很多北京作家的情況，正是那次，她托我給史鐵生帶話，后來也因此認識了史鐵生。

李小林老師把我約到武康路她家里談小說。我感覺她清高卓絕，卻又誠懇謙和，她對小說人物關系的分析深深打動了我——一個無名作者竟得到如此認真的對待，固執如我，也不能不徹底折服。那一天的大事是見到了她的父親巴金。當時巴老從一個房間慢慢走向另一個房間，我目不轉睛地看著他和藹的笑容，盡管內心充滿崇仰，卻說不出一句話來，甚至連一句通常的問候也說不出來——不知為什么，那時我覺得凡心里的話表達出來就會變味兒，我的心理年齡缺乏一個成長期，人情世故方面基本為零，甚至是負數。

我和小林老師一直保持著很好的關系。2013年，我為新作《天鵝》到上海做簽售，去參觀巴老故居。中午她帶著女兒來到我住的賓館，請我吃了十分豐盛的午餐，聊得特別開心，那是真正的、沒有任何禁忌的暢談。她還是像多年前那樣親切，說：“小姑娘長大了！”我心想，何止長大，已經變老了！時間，真是最可怕的敵人。

前些日子，我們通了一個長長的電話，小林老師依然健康，依然健談，終于，我明白為什么我們總是有說不完的話了：我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如此一致。只有這樣的朋友，才可能成為永遠的朋友。這樣的友情，甚至可以戰勝時間。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26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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