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鵬

在動筆寫這篇書評之前，我本想以《我們可以從帕拉身上學到什么》為題，作為這篇文章的切入點。但是，當我打出“我們”這個詞的時候，突然有了一種警覺，覺得自己并不配為任何人作出“代言”，而且“我們”這個詞在現代漢語的語境里，很容易變得腐朽。故而，我在這篇文章里面，將只談些自己對帕拉的心得體會。

“反詩歌”理念是冒犯，更是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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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卡諾爾·帕拉作為智利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也是一名活到了103歲的長壽詩人。他的作品直到最近才以一種相對集中的方式呈現在漢語讀者的面前。之前我只在趙振江先生等人的譯作中，零散接觸過這位詩人。新出版的《反詩歌：帕拉詩集》精選了200余首帕拉的作品，較為全面地展現了帕拉的創作歷程以及他著名的“反詩歌”理念。作為第一批收到這本書的讀者之一，帕拉狂歡化的語言像一杯美味的瑪格麗特酒一樣吸引著我，并令我沉醉其中。

明代有一名思想家叫李贄，寫過一篇著名的文論叫《童心說》，抨擊當時社會主流的程朱理學，提倡一種以童心為根本的“童心說”，反對那些言語不由衷的“偽道學”。而帕拉的“反詩歌”，在我看來就有些接近于李贄的“童心說”，都是提倡一種去矯飾化的、更加接近本心的文學創作。更可貴的是，帕拉的“反詩歌”雖然以反諷作為核心推動力，卻不僅限于對外部世界的揭露和反思，同時將反諷對準了作者自身。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如何去定義“反詩歌”是困難的，因為定義這件事本身就很容易成為“反詩歌”所反對的內容。作為一個概念，“反詩歌”是很容易被泛化，失去其具體的意義。通過閱讀這本詩集，我所理解的“反詩歌”，并不是一種二元對立論的對抗美學，而更多接近一種以反諷精神為核心的對話式美學。也就是說，“反”并不是為了推翻或者取代，而更多的是為了發聲，從而形成一種共振。正如詩人在《過山車》一詩中所寫：“你們如果愿意，就坐上來吧。當然，要是你們下車后七竅噴血/本人概不負責。”在這句詩里，詩人用“過山車”這樣一個意象來向讀者發出來自“反詩歌”的召喚。當然，這個召喚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預設了“反詩歌”對讀者的“冒犯”。而那些真正意義上的帕拉的讀者，這種“冒犯”更像是一種喚醒。

對抗一切對詩歌的“神化”

記得多年前，曾經有一個人加我微信。對方聽說我是寫詩的，就問我寫不寫“歲月靜好”的詩。我說，我不僅寫“歲月靜好”的詩，我還寫“厚德載物”“上善若水”的詩。結果沒過幾天，對方就把我給拉黑了，因為我寫的“詩”似乎一點兒都不“歲月靜好”。這個事件過后，我就產生了一系列有關詩歌中“崇高”的思考。在中國的傳統中，最受歡迎的詩人，很容易被扣上“詩圣”“詩仙”的帽子，也就是帕拉筆下所寫到的那些像“煉金巫師”一樣，生活在“奧林匹斯山”上的詩人。這樣的詩人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已成為某種文化符號的象征，被一代代的仰慕者冠以“經典化”之名將其“神化”。顯然，帕拉并不是此類詩人。雖然帕拉作為世界文學史上罕見的活到百歲以上的長壽詩人，并在生前戴滿各種文學獎的“皇冠”，但是這并不是帕拉所追求的。帕拉堅信“詩人是普通人”，并用“反詩歌”的方式對抗著一切對詩歌的“神化”，包括對他本人的“神化”。

雖然，“反崇高”是帕拉詩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帕拉并不滿足于用一種形而下的“崇低”方式去對抗和解構“崇高”，而更多去為創作本身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從而達到一種語言的歡樂。

帕拉曾在美國學習過機械，還在英國的牛津大學學習過宇宙論。或許是因為有過其他“跨學科”的學習經歷，使得帕拉本人的詩作創作，并不完全受到所謂“文學傳統”框架的影響，反而更有一種“開放性”。我們知道，地球上的一塊腐肉如果扔到宇宙中，或許成為一枚星辰。帕拉也是如此。他不斷地把那些“非詩”的語言，扔進一個更為廣闊的詩學宇宙中，讓這些在文學傳統中或許是“廢料”的意象在新的空間里得到重生。在帕拉的詩歌里，無論是“高雅”還是“低俗”，都往往是以一種并行，乃至于互相折疊的方式共同出現。這使得帕拉的寫作有一種吸納萬物的氣魄。在帕拉之前，我只在惠特曼等少數詩人的詩歌中感受過這種氣魄。

反諷的特質，歡樂的底色

帕拉作為一名生活在拉丁美洲，并經歷過各種社會動蕩的詩人，并不僅僅滿足于以一名“見證者”的方式，去記錄他的時代。相反，帕拉似乎總能從一個更高的角度，以更冷靜的方式看待他所經歷的時代。雖然在帕拉的詩歌中，并不缺少悲劇元素，但是他的底色在我看來更多是快樂的。而他快樂的秘密或許和他如此信賴“反諷”有關。

我們知道，“反諷”在現代詩寫作中往往被認為是一種修辭技巧，幾乎所有詩人都寫過幾首有“反諷”特質的詩。但是像帕拉這樣，以“反諷”作為詩歌動力的，其實并不多見。或許，因為過于倚仗自己的反諷能力，帕拉的寫作可能會給一些讀者帶來某種“失衡”的感覺。而正是因為帕拉的“失衡”，才使得他的寫作幾乎丟掉了所有的包袱，從而充滿了松弛感。

不僅追求寫得好，更追求寫得爽

與其說，帕拉是一個追求寫得“新”或者寫得“好”的詩人，不如說他是一個追求寫得“爽”的詩人。在《詩干掉了我》一詩中，帕拉寫道：“詩表現得很好/是我一點兒都不盡責。”在這里，就連創作力的枯竭這件幾乎讓所有詩人擔心的事都能為詩人提供新的書寫經驗，從而完成了一首充滿了快樂的詩。或許只有承認面對語言時的無力，才能獲取新的力量，就像帕拉在另一首詩中寫的那樣：“世上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肉腐爛了會長蟲。”而從腐肉中長出來的“蟲”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凡是生命都有成為詩的可能。

和執迷于用想象力創造一個世界的美國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不同的是，帕拉雖然有用想象力觸摸世界甚至創造世界的能力，但他并不迷信與此。誠然，帕拉的詩歌絕不拒絕經驗，尤其是日常經驗更被帕拉當作寫作的一個寶庫去發掘；但同時帕拉又熱衷于通過書寫經驗來生成新的語言幻象，并讓這種幻象反哺于自己的經驗，從而讓詩為語言的歡樂提供動力。

如果說世界對帕拉來講是一杯巨大的奶昔，那么想象力則是帕拉的一根吸管。像一個貪戀甜品的孩子一樣，帕拉貪戀著這個世界的苦與甜，并從中得到巨大的滿足感。而這種巨大的滿足感，顯然是可以被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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