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8時30分，北京市西城區椿樹街道琉璃廠西街社區黨委書記金曉杰騎著摩托車，載著1歲女兒駛向“小小椿芽托育園”。這座藏身四合院里的普惠托育機構，正成為周邊家庭的“帶娃驛站”。

“這里專業護工照顧飲食起居，我們可以安心上班。”作為寶爸的金曉杰深有體會，每天通勤路上順道送娃，全程不過十分鐘，這樣的便利正隨著“15分鐘普惠托育服務圈”的鋪開走入更多家庭。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多渠道增加普惠托育服務供給”，各地已涌現出社區嵌入式托育、企業托幼所、幼兒園托班等創新模式。但普惠托育覆蓋率不足、專業人才短缺等問題仍待破解。近日，本報記者專訪多位統戰人士，圍繞普惠托育服務中存在的制度問題、資金問題、師資問題、個性化問題，探尋托育服務高質量發展的破題之策。

劉訓華：“托”與“育”不可分割 教育部門應統籌管理

當前，我國0-3歲嬰幼兒托育服務供需矛盾突出，如何破解“托不上、托不放心”難題？民盟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寧波省政協常委、寧波大學督評中心主任劉訓華建議，需從體制機制改革入手，推動托育一體化管理，強化專業標準與信任建設，構建“安全、專業、科學、溫馨”的普惠托育體系。

劉訓華自2017年起關注托育話題，2023年，他牽頭調研并撰寫民盟浙江省寧波市委會集體提案《關于加快完善我市普惠托育服務體系的提案》；2024年，他進一步提出“完善托育一體化運行機制”。

經多年調研，他發現我國0-3歲托育面臨多重挑戰：社會托育機構普遍存在師資不足、收費偏高、行業標準模糊等問題，導致家長信任度較低。“即便價格可承受，家長仍傾向于讓老人帶娃，根源在于對機構專業性的擔憂。”劉訓華坦言。另一方面，公辦資源未充分利用，部分幼兒園空置率超50%，托育與學前教育職能割裂，導致資源浪費。

以寧波為例，盡管當地率先就“嬰幼兒照護服務地方”立法，并設立專項資金，但“三歲以下托不上”現象仍普遍存在。“普惠機構少，私立機構要么收費高，要么專業性不足。信任問題不解決，家長不敢送。”劉訓華說。

針對這一現狀，劉訓華強調，解決托育難題需從頂層設計入手。目前，托育和學前教育分屬衛健、教育部門管理，兩頭監管導致監管責任模糊。以幼兒園開設0-3歲托育班為例，衛健部門作為行業主管部門，對幼兒園托育班的違規行為缺乏處罰權，通過書面整改通知約束，管理力度薄弱。

“托與育本是一體，統一管理才能形成合力。”劉訓華建議，由教育部門統籌托育服務，整合衛健、教育等多部門職能，明確權責劃分與日常業務指導方式。

進一步推動普惠托育體系建設，還需多措并舉。隨著頂層設計的出臺，多地已探索發展社區托育、單位托育、幼兒園托班等多種普惠托育服務模式。劉訓華提出，應鼓勵幼兒園利用空置學位開展托育一體化試點，引導醫療機構、社區等提供嵌入式服務，擴大普惠型托育服務供給。

經濟支持同樣關鍵。劉訓華呼吁地方政府對普惠機構提供運營補貼，并向家庭發放托育津貼。

“構建普惠托育體系需‘算大賬、看長遠’”，劉訓華強調，要將托育納入地方財政重點支持領域，通過免費服務與家庭補貼雙軌并行，營造“托育友好型社會”，以公辦普惠為主體，市場為補充，讓安全、專業、可負擔的托育服務觸手可及。

王光：“補貼孩子，就是補貼未來”

清晨7時，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區的年輕寶媽李女士已守在手機前，手指不斷刷新“昌通碼專項消費券”平臺滾動條。她緊盯的并非家電或旅游券，而是一張“托育消費券”，“孩子今年不足1歲，想給他辦托育，這個券每月能省1000元人民幣，入托壓力少許多”。

這樣的場景正在南昌多個家庭上演。近年來隨著普惠托育體系的完善，許多創新補貼方式也隨之涌出，“托育消費券”是其中之一。

“托育消費券不僅減輕了家庭經濟負擔，還推動了普惠托育服務的普及。但想要讓政策紅利真正落到百姓手中，仍需破解多重難題。”江西省政協委員、民進南昌市委會副主委、南昌市西湖區副區長王光說。

今年江西省兩會前夕，王光提交了《關于推動我省“托幼一體化”融合發展的建議》，這是他繼2024年《關于加大全省普惠托育機構發展扶持力度的建議》后，再次提出“發放托育消費補貼”的建議。

提案背后，是一組亟待破解的數據：南昌市在半年的時間內發放托育消費券超500萬元，有效促進了群眾入托意愿，但入托率升至7%左右后很難再向上突破。

“即便使用消費券，‘托小班’的月均費用仍需3000元左右，加上餐費、教具等開支，普通家庭負擔仍重。”王光分析稱，宣傳力度不足、傳統育兒觀念根深蒂固等因素進一步拉低了消費券使用率。

南昌中心城區社區隨機調查問卷顯示，80%的家庭選擇親屬幫帶或妻子全職育兒，僅12%愿意送托，“自己帶更省錢”仍是主流觀念。

更深層的難題在于資金的可持續性。“國家試點資金用完怎么辦？”王光指出，目前托育消費券高度依賴國家資金支持，“家長搶券像‘薅羊毛’，但托育是長線需求。孩子入托三年，總不能只補貼第一年。”

面對困境，王光將目光轉向商務部門。“促消費不能只盯著房子、車子，托育服務同樣重要。”他認為，商務部門應將托育納入促消費重點領域，統籌“國家＋地方＋市場”多元資金，形成長效機制。

2025年，西湖區計劃投入1200萬元促消費資金，其中托育板塊首次“分得蛋糕”——5萬元定向補貼長期入托家庭。對在已備案的托育機構購買服務半年及以上的家庭，按照實際繳費金額的10%進行補貼。

“托育機構雖是小微企業，但能解放家庭勞動力、促進二次消費，這筆‘民生賬’比‘經濟賬’更重要。”王光呼吁國家層面建立評估機制，將商務部門服務性消費補貼比例提升至30%，“生一個孩子拉動的是全產業鏈，這才是真正的‘長遠賬’”。

在優化托育補貼的同時，破解基層資源掣肘成為落實普惠托育的關鍵。2025年，江西省計劃新建、改擴建不少于100個社區嵌入式托育設施，但場地難題突出。王光以西湖區為例：“老城區閑置場所稀缺，改造成本高、地段偏，機構不愿入駐。”

對此，王光提出“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挖掘社區閑置資源，另一方面推動關停幼兒園轉型托育機構，并建議托育收費參照幼兒園標準。“民辦園月均收費600-800元，若托育收費向此看齊，家庭負擔可降60%以上，既盤活資源又保障就業，一舉三得。”

在王光看來，托育補貼不僅是民生工程，更是人口戰略投資，“補貼孩子，就是補貼未來”。

劉娟：讓師資不再成為托育行業的“隱形短板”

“孩子送托半年，換了3個老師，最年輕的才18歲，連基本衛生知識都不懂。”一位家長在社交平臺的吐槽，揭開托育行業的隱痛。連云港師范學院原學前教育學院院長、民盟連云港師專支部副主委劉娟指出，專業師資短缺、服務質量參差不齊等問題，正成為托育發展的“隱形短板”。

“托育機構從業人員專業性不足，很多沒有0-3歲托育專業背景，保育人員普遍學歷偏低，許多機構僅要求中專或高中學歷。”劉娟坦言，0-3歲托育服務未被納入教育系統，目前也沒有與其行業需求對應的教師資格認證，因此，一些高校托育相關專業畢業生更傾向于考取幼兒園教師資格證，便于選擇有編制的幼兒園崗位，托育機構成為“次優選擇”。“人才篩選機制的失衡，疊加教師職后培訓體系缺位，最終導致師資隊伍良莠不齊。”

對此，劉娟呼吁建立“托育師資格認證體系”，明確專業資質要求，并推動教育部門與衛健委協同制定行業標準。“可借鑒幼兒園教師資格證制度，為托育從業者設立專項認證，同時通過政策傾斜提高職業吸引力。”

在多元普惠托育模式中，社區嵌入式托育模式因其便利性受家長青睞，但師資方面的短板同樣明顯。“社區合作的第三方機構往往以看護功能為主，其師資力量普遍缺乏醫育結合能力。”對此，劉娟建議社區與醫療機構結對合作，通過“定點”或“跑點”的網格化管理方式，將專業醫療人員匹配嵌入至社區托育機構，為嬰幼兒提供定期健康管理服務。

目前，社區嵌入式托育機構多以公建民營的方式引入第三方辦學，依舊存在師資問題，劉娟提出構建“園社協同”機制——通過保留公辦幼兒園教師事業編制、建立雙向流動通道等政策保障，鼓勵優質幼教資源向社區托育中心輸送。“既能讓家長就近享受到高質量的普惠服務，也能緩解幼兒園因生源減少面臨的轉型壓力。”

“普惠托育向社區縱深發展，構建‘托、幼、醫’三位一體的服務體系，可以緩解生產率下降與托育需求分化的矛盾。”劉娟表示，“從政策到社區，從家庭到職場，全社會需形成‘育兒即民生’的認同感，才能助力普惠托育高質量發展。”

蘇華：讓普惠托育服務實現“個性化”

普惠托育既要破解“有沒有”的共性難題，更需直面“準不準”的個性訴求——如何讓普惠服務精準適配每個家庭的差異化需求，成為破局關鍵。

“我國現有近3000萬名3歲以下嬰幼兒，超三成家庭存在入托需求。托育服務面臨‘總量不足、局部過剩’的尷尬局面。”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常委蘇華在去年提交全國兩會的《關于推進學前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建議》中提出，當前普惠托育服務存在供需錯配問題，需通過政策創新與模式探索，推動服務向“普惠化”與“個性化”并重發展。

通過調研，蘇華發現托育市場普遍存在同質化現象，難以滿足家庭對分齡照護、雙語啟蒙等精細化服務的需求。“家長既希望價格實惠，又要求服務個性化。但現有政策對差異化服務的支持不足，機構往往難以兼顧成本與質量。”他強調，“普惠托育不應是‘一刀切’的低價服務，而需通過多元化供給滿足差異化需求。”

為此，蘇華提出多項具體建議。首先需強化政策支持，降低普惠托育成本。例如，將社區托育點納入增值稅全免范圍，對示范性項目給予專項補助；同時推行“托育服務券制度”，對低收入家庭補貼50%托費，減輕家庭負擔。

其次，創新服務模式，盤活社會資源。蘇華特別提到養老領域的新興概念——“時間銀行”，“時間銀行在普惠托育領域同樣適用，家長將參與社區志愿服務的時長存入‘時間銀行’個人賬戶，未來可兌換同等時長的托育服務。”此外，他還建議探索“共享家長”“社區互助托育”等模式，鼓勵企業聯合辦托，對園區嵌入式托育點減免租金，為雙職工家庭提供便捷服務。

在資源配置方面，蘇華建議依托人口大數據平臺動態調配資源，按“每千人4.5個托位”彈性規劃。例如，年輕家庭密集區域可增設企業托育點，而老齡化社區則可試點“代際互助”，動員退休人員參與嬰幼兒照料，既盤活社區閑置人力，滿足多樣化需求。

“普惠托育的終極目標不是標準化，而是讓每個家庭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服務。”蘇華表示，相關政策應鼓勵機構在保障基礎質量的前提下探索特色化發展，同時需要政府、市場與社會協同創新，平衡公益性與可持續性，滿足多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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