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詐騙型犯罪的認定，目前司法實務中的通行觀點是對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而司法實踐中，借貸型詐騙的認定往往難以達成統一標準。本文結合實務經驗，探討借貸型詐騙認定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司法實務中借貸型詐騙的認定難題

借貸型詐騙在實務中對該類行為的認定是一個難題。比如公安機關對該類受害人的報案受理多會建議去進行民事訴訟，如果民事判決確定受害人勝訴，卻因為無法執行而進行刑事控告，公安機關在受理時仍不會輕易立案。就檢察機關和法院來說，審查該類案件時關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虛構事實、隱瞞真相”以及“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只能根據經驗進行，一旦自己的判斷與他人不一，尤其是當承辦檢察官與承辦法官的意見不一，就可能出現反差較大的結果。

原因分析

法律規定須更加明確

實務中，認定詐騙罪的基本思路為：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實施詐騙行為→被害人基于行為人的欺騙產生錯誤認識→被害人處分財產→行為人取得財產→行為人無力或者不愿歸還→被害人受到財產上的損失→構成詐騙罪。這一思路看起來似乎很明確，但是執行起來卻有難點。

各地實踐有一定差異

我國各地經濟、文化、認知和思維存在差別，因此對相同行為的判斷也有差異。比如一方被騙10萬元人民幣，多次討要未果，遂報案。行為人被刑事立案后，完全不知情的家屬得知情況以后，立即聯系受害方，全額退還款項，并與受害方達成諒解。對此案，有些司法機關可能會作出不起訴等相對較輕的處理方式，而有些司法機關則可能會判處相對較重的刑罰。

如何認定借貸型詐騙

被害方的注意義務

借款方是否盡到一定的注意義務

日常借貸中，對借款一方可能存在的欺詐行為，另一方是否有注意義務？如，韓某某詐騙案中，韓某某用其父的售房協議偽造成自己的售房協議，將協議確定的車庫以8萬元的價格抵押給被害人楊某某，將該款用于賭博輸掉。楊某某在把錢借給韓某某時，應對其借錢的目的和用途做些基本的調查和判斷，對韓某某的工作情況和人品做個簡單的調查，然后再決定是否借錢給他。

合同一方是否盡職調查，有無明確的救濟途徑。

經濟行為中，一方因生產經營活動向另一方借錢，在借錢之前，出借方有相應的注意義務，比如盡職調查、實地考察，或者要求對方評估資產等。否則，就可能因為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在對方無法繼續經營的情況下，而陷入資金無法回流的困境。如果出借方沒有盡到應有的注意義務，對方的行為不涉嫌犯罪的情況下，損失仍然可以通過民事途徑解決，就不宜通過刑事途徑處理。

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經濟環境

當前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不管是企業還是個人都面臨壓力和挑戰。這種環境下，若企業資不抵債，資金周轉困難，對前期的借款無力償還，能否認定為詐騙，還要結合全案情況進行判斷，不宜簡單地認為只要沒還錢，就構成詐騙類犯罪。

行業背景

行業背景，尤其是相關部門出臺相關領域較為嚴格的政策，力度之大、范圍之廣，前所未有，對相關領域企業的發展有很大影響。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行業運行到周期末端，企業運行出現周期性困難。這些情況就要客觀看待，不能全部認定為詐騙類犯罪。

社會危害性

有無社會危害性

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最根本的特征。如果認定一個行為構成犯罪甚至是重罪，就必須在客觀上造成了“社會危害”，并且達到了刑法規定的“嚴重”程度，否則都不能以犯罪對待。典型的集資詐騙或者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類案件中，往往出現司法機關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但是“受害人”卻堅決不認同，甚至認為是司法機關的“查處”導致行為人的經營行為無以為繼，才使得行為人無力償還的。

危害性大小

判斷一個詐騙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小的標準，是涉案金額還是社會危害性？如果僅僅從法律的角度，應該沒有爭議，但是具體到個案，部分司法人員不自覺地就把“數額”作為危害性大小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標準，這顯然是不對的。社會危害性不等于涉及金額，還要結合各方面綜合判斷。

綜上，借貸型詐騙案件無論是在理論、立法，還是在實務界都有很大的爭論，這一方面說明該類案件的處理難度，另一方面也證明統一該類案件的適用標準、明確各要件的具體標準需要提上議事日程。（段桂東）

關鍵詞： 詐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