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跟鞋會被地板卡住，網絡太差會讓正在興頭的電影卡住，早高峰擠地鐵時會被人群卡住。有這么一群年輕人，被自己的選擇卡住。大學畢業后，他們希望獲得一份有編制的工作，卻被卡在了考試中。

最近，山西某鄉鎮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董博文終于敢大大方方走進單位，他剛結婚，“終于不用再被熱情的同事拉著到處相親”。考上鄉鎮事業編前，給他介紹對象的人并不多，偶爾的幾次也都以失敗告終，他自我分析是因為缺少一份穩定的體制內工作。

2019年大學畢業后，董博文考了兩次研究生，均以落榜告終。回到縣城老家，他決定考公考編，努力上岸似乎是二本院校畢業的他最好的出路。

同樣，95后張靚在考公4年后上岸鄉鎮事業編，在那之后，她的人生仿佛點擊了加速鍵，一年之內完成了相親、戀愛、買房、結婚。偶爾路過一年前學習的自習室，還會恍惚，“不敢想象，現在竟然跟一年前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

他們選擇考編的理由

2024年是95后宋思凝考公的第7年。7年來，她的生活一直陷在學習、考試、落榜、學習的循環中。

2017年，山西某高校給排水專業的宋思凝大學畢業，原本在太原找到一份私營書店的工作，“雖然我不是學圖書相關專業的，但很喜歡書店的氛圍，沒想到應聘竟然通過了”。

就在宋思凝去上班的前幾天，卻被爸媽喊回縣城老家，在宋思凝的縣城老家流傳著一句話，“在體制內才是上班，其他工作都是‘打工的’”。

宋思凝并不想考公務員，給排水專業能夠考編的崗位不多，她也不喜歡公務員的工作氛圍與工作內容，但是父母無視她的意見，“你還小，并不懂得為自己的人生作規劃”“難不成你要在外面一輩子給別人打工”。

相比宋思凝的被動，留在縣城考編的董博文是主動選擇，考研失敗后，爸媽曾想托關系把他安排進廠，但董博文并不甘心。“畢竟有編制的工作在縣城要穩定、體面許多。”

董博文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算了一筆經濟賬，二本院校畢業的學生在大城市的就業機會并不多，就算留在大城市，工資固然比縣城高，開銷也更多，“在縣城，吃住都在父母家，之后結婚生子父母也會幫襯我，輕松穩定，幸福指數很高”。

2022年，李娟在陜西某縣城開了一家自習室，原本擔心生意不景氣，只開了30個座位，沒想到座位異常搶手，如今李娟已經將座位增加到110個，可每逢重大考試前，依然供不應求。

來自習室的年輕人，一半考研，一半考公，還有少量初高中的學生。一名計算機專業的女生告訴李娟，許多學弟學妹進入大學后就開始為考公、考研做準備了。

在宋思凝備考的7年，她感覺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縣城考編的隊伍，競爭也越來越激烈，“考場上的年齡差距越來越大，有時大家一起交流，都覺得安安穩穩比什么都重要”。

除了個人選擇，整個縣城都洋溢著激烈的追逐氛圍。

在縣城的相親市場，“工作在體制內外”也成為青年適婚人群的擇偶標準之一，“你要是體制內的，大家都爭著給你介紹對象。”宋思凝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宋思凝跟隨父母參加親戚的婚禮，叔叔阿姨常會根據孩子們是否考入編制給其介紹合適的對象。如果待業在家，一句“我的孩子正在考公”，也會讓孩子的未來看起來“光明”一些。

每年的國考、省考以及家鄉周邊數不清的事業單位招聘考試，讓這群回到縣城考取編制的年輕人幾乎全年都要埋頭學習。

放棄是很艱難的決定

華東理工大學博士后王文杰曾為了研究課題掛職于中部某縣城政府機構。據他觀察，年輕人回到縣城主要有以下3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城市就業壓力大、生活節奏快，他們渴望尋求更舒適、穩定的生活環境；二是家庭因素，家庭支持及照顧父母等原因需要他們回到縣城；三是大城市發展飽和，縣城以及廣闊鄉村反而為年輕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楊華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談到，回到縣城備考公務員的青年，有不少畢業于非“211”高校，出身于普通的家庭。當他們走出校門，尤其是面對著購房、職業發展等重重壓力，發現在大城市中站穩腳跟對他們來說并非易事。此外，由于有的家庭通常缺乏長遠規劃的能力，這些青年在畢業后往往有各種現實困難。選擇回到家鄉，求得一個穩定的編制崗位，成為一條退路。

可這條退路并不好走。

董博文曾經跟好朋友同時報考鄉鎮不同崗位的公務員，同一套卷子，董博文考了56分，朋友考了54分，因為他報考的崗位競爭更加激烈，56分排名第13，而朋友排名第一。“如果我報她的崗位就是第一了。”

在14次編制考試落敗后，董博文決定退而求其次，報考鄉鎮的事業單位，“雖然鄉鎮事業單位沒有公務員待遇好，但好歹是‘上岸’了。我還年輕，可以繼續考”。

并非所有人都像董博文一樣想得開。

1996年的柴青本科與研究生均畢業于重點本科院校英語專業，她的室友有的去做了中學教師，有的去大學當輔導員，還有的在街道辦做公務員。

早前，她向往更廣闊的舞臺。第一次參加西安市的公務員考試，柴青排名第四，距離進入面試只差一名。“我當時還在兼職工作，想著第二年全職備考沖一把，應該很有希望。”

柴青辭掉了兼職，可復習時間越久，壓力也越來越大，“生活中只剩下備考這一件事，世界越來越小。”看著周圍同學一個接一個考上，自己連面試都進不去，她不由得慌了神。

3年過去，柴青最終承認自己在考公初期有些“心高氣傲”。她也開始接受家里相親的安排。“我早晚都是要結婚的，相親不是壞事，也是一種拓展人際關系的途徑。”

相比柴青不斷跟自己較勁，被卡住的7年里，宋思凝一直試圖跟父母做對抗，但收效甚微。

考編前兩年，宋思凝在政府見習崗(山西某地為離校兩年內未就業的高校畢業生和中職畢業生、16-24周歲城鄉失業青年以及符合條件的留學回國畢業生提供的政府兼職工作，只要符合就業見習條件都可以參加就業見習——記者注)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她所在的單位工作繁瑣，讓宋思凝對報考公務員更加抵觸。

宋思凝一次又一次落榜。最初的一兩年，父母全心全意無條件支持，但時間久了父母開始慌不擇路地為她介紹對象。

2022年，表姐曾勸說宋思凝，實在考不上可以出去找找工作。可宋思凝坐在電腦前寫簡歷卻寫了很久。

那是宋思凝第一次回看自己的考編生活，除了在縣城政府見習崗的工作以外，沒有任何值得寫進簡歷的經歷。她意識到長時間在家備考，讓她完全跟社會脫節，也跟同齡人的步子差了好多。“我不想跟朋友見面，發微信，也不發朋友圈。我的人生好像只剩考公一條路，我壓根不相信自己還能考上。”

李娟的自習室里，有許多始終未能如愿的年輕人，他們面臨著艱難的抉擇：是鉚著勁一條道走到黑？還是放棄？無論作出何種選擇，都是非常艱難的決定。

李娟覺得他們似乎鉆進了死胡同，長時間的備考和投入已經使他們付出了巨大的時間成本，“好像只有考上了才是對前期投入的回報，可考上編制人生就可以順遂無虞了嗎？”

“上岸”后，人生就可以順遂無虞嗎

王文杰十分理解年輕人對編制的追逐。對于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人而言，他們更期望找到相對體面的白領工作。在縣城中，白領崗位主要集中在體制內，例如公務員、教師、醫生等職業。

“可縣城的編制名額畢竟有限”，以王文杰掛職的縣城為例，該縣城人口四五十萬，大約有1萬個編制名額。其中，公務員編制約1000個，具有行政職能的事業編制大約在2000-3000個之間，剩余的名額則主要分配給了教師、醫生、國企員工等職業。這些編制名額的管理十分嚴格，競爭也異常激烈。在過去的5年里，該縣城僅招錄了大約100名行政編制人員。“這意味著，在這座縣城，每年必然會有大量考生在編制考試中落榜。”

“很多人對于體制內的工作有濾鏡，穩定的基調下也會有很多煩惱和不適。”根據王文杰的掛職體驗，縣城體制內的工作大多遵循照章辦事的邏輯，日常運轉主要圍繞著基層瑣碎事務。

董博文進入體制后，并沒有如料想般過上舒坦的生活，他時常下基層跟老鄉打交道，幫老鄉處理生活中的各項問題，“都是些東家長西家短的事，但把這些問題處理好，并不容易”。他常常為了解決一個問題下基層十幾趟，半夜被從床上喊起來下鄉處理急事的經歷也不少。

董博文想起剛進單位時，老同事講2022年抗洪救災的故事。那時幾乎所有政府工作人員和共產黨員都上了抗洪一線，聽老同事講，吃住都在壩上，晚上冷風呼呼地吹，領導帶著電視臺的工作人員來采訪，沒有一個人湊上去搶功，該搬沙袋搬沙袋，該巡防巡防，大家想的就是把身后的家園守住，不讓群眾的生命財產受損失。

董博文開始理解這個故事了。“跟老鄉們在一起，就覺得自己有義務帶他們過好日子，把老鄉們的問題解決后的那種成就感和價值感，也并非其他人能體會的。”

現在的他真切地想幫老鄉做點事情，讓老鄉們的日子過得好點，考走的計劃也被擱置在一邊。“當年跟我一起備考的同學各奔東西，有的跟我一樣選擇留在基層，有的還是決定往上考，也有受不了基層公務工作，選擇辭職去大城市的。有時想想穩定也沒那么重要，找到自己活著的價值才能過得舒坦。”

“并非所有人都適合縣城體制內的工作”，王文杰告訴記者，不可否認，體制內確實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使他們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實現體面就業和生活。然而，縣城體制內工作也存在一些局限性：職業晉升“天花板”似乎隱約可見；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方面與大城市存在較大差距；年輕人需要適應縣城的熟人社會結構以及瑣碎繁雜的體制內工作內容，還需要在文化上進行適應和心理上的調適。“這些都是在考回縣城前需要深思熟慮的問題。”

在自習室，面對考編年輕人的糾結與迷茫，李娟常常會向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她從未在體制內工作過，但她享受這種不確定性，樂在其中。疫情前她開了間民宿，疫情期間她將民宿轉為長租房，疫情結束后，她選擇回縣城開自習室。現在她發現了新的商機，盤算著在縣城開一間相親工作室。“我的經歷告訴我，人生不會被一條路堵死，這條路走不通可以嘗試別的選擇。”

王文杰建議縣城考編的年輕人：首先，不盲目隨大流，先審視自己，明確自己的優勢與劣勢，興趣所在以及客觀條件限制；其次，應考慮是否只有體制內這一條路可走。“當今社會，仍然有大量的崗位無人問津，體制外同樣存在著眾多的就業機會。體制外的工作確實具有不確定性，可無論什么工作總會有不如意的地方，積極調整心態、改善工作狀態才能適應職場生存。”

奪回人生主動權

讓柴青有了重啟生活的念頭，是因為收到一條消息：很好的朋友突然發生車禍去世。柴青很震驚，在寒冷的室外搓了搓手，怎么也緩不過來。當時她正在太原參加考試，無法趕回去參加好朋友的葬禮。

這件事也成了柴青心里解不開的疙瘩，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讓她錯過跟好朋友見最后一面？最初，她有些痛恨那些考不完的編制考試，她被這些考試困住，怎么也掙脫不開。

某一天，她突然覺得困住自己的，是執念：“考公并不能解決我人生所有的煩惱，即使上岸，人生還會一直有新的煩惱。考公要繼續，生活也得繼續。我不想再把全部生活留給考公，所有的事情都推遲到上岸之后再做。我要留一些時間用來生活，用來談戀愛，用來感受生活的美好。”

宋思凝也想重啟生活，她選擇了及時止損。

2024年春天，宋思凝辭掉了外包客服的工作，每天待在西安的出租房里，媽媽擔心她一個人，便趕來陪她。

宋思凝回想起自己與父母的相處模式，似乎一直處于這樣的怪圈之中：他們擔心我遇到困難時，總會想方設法給我幫助，但只要我接受幫助，他們又會反過來責備我。

宋思凝的媽媽同樣作了艱難的決定，不再插手孩子的人生選擇，“從小到大，是不是我把她慣壞了？要是在她小時候就放手多讓她自己做點事情，會不會就不一樣了？”

宋思凝無法把自己卡住的7年完全歸咎于父母，“其實我的問題更多一些，很多時候我沒有明確表達自己的觀點，我怕選錯，也怕獨自承擔錯誤的代價，結果終究要獨自面對”。

宋思凝用7年換取了不再考編的自由，可人生第一次拿回了主動權，她又陷入迷茫，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么。“面對未來，我像個大學畢業生一樣充滿無限可能性。”宋思凝開玩笑地說。

一次跟朋友去live house(一種音樂表演的空間——編輯注)，她喜歡上了調音師的工作。“可我現在沒有任何技能保證我勝任這份工作。這份工作需要個人審美和技能的積累，如果我去面試，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年齡太大，不值得培養呢？”朋友拍拍她的肩膀打斷她說，去試試吧，先試試再說。

跟許多大學畢業生一樣，宋思凝的2025年充滿各種可能性，不同的是，7年的時間，讓宋思凝比任何人都明白緊握人生主動權，將人生的選擇權緊緊攥在自己手里的珍貴與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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