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解雪薇

發于2024.10.21總第116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收到企業的邀請函，去還是不去？如果答應了，會不會違紀？不去的話，又如何解釋？能請公職人員用餐嗎，政策允許嗎？會否觸犯紀法，給企業也帶來麻煩？

這些政商交往中看似簡單的決定，背后往往伴隨著不小的顧慮。多位政商界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雖然了解雙方交往的“紅線”，但在一些場景下，他們依然備受政策邊界不清、紀法認識模糊的困擾。

近日，廣州出臺的《廣州市政商交往若干場景行為指引及答疑》(下稱《指引》)廣受熱議，《指引》通過列舉政商交往的招商引資和涉企服務、接待就餐、交通用車、差旅住宿、禮品捐贈、對外交流等六大類18個高頻場景的“安全區”和“紅線”，輔以案例解說和執紀者視角論述，希望能夠消除政商交往中的疑慮。

長期研究政商關系的聶輝華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也是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會委員。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長期以來，受限于政商交往規定過于原則化，壓力與風險伴生導致部分政商關系異化，《指引》提供了具體的應用場景和行動指南，為政商交往明確行為邊界和合理空間提供了新路徑。

工作餐可以吃

在涉企服務中，政商互動形式多樣：座談會、懇談會、地方慶典、年會等，不同場景中，是否能夠出席，往往取決于當地規定和職能部門的理解。

“有時會因把握不準是否能參加而婉拒，或僅出席部分環節中途離場。”廣州市商務局外資管理處處長黎慧坦言，企業雖表示理解，卻仍無法避免讓他們留下政府部門刻板、疏離的印象。

此次《指引》則明確，出席節慶、慶典、慶功宴等內部儀式性慶?；顒邮墙故马?。但對于統戰、外事、工商聯等相關職能部門，經批準可以參加商會、行業協會、外商、僑商、港澳臺企業等舉辦的聯誼會、年會、團拜會等活動。

接待就餐是政商交往中繞不開的另一個話題。這也是《指引》中的一個典型場景。參加政企活動中，能否和企業家一同用餐？什么情況才不會被認定為“舌尖上的腐敗”？

“不少公職人員反映參與企業活動遇到突發情況需臨時決定是否用餐時拿捏不準。”廣州市紀委監委政策法規研究室二級主任科員王煜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在調研中發現，有的公職人員會求助領導，但哪怕是相關領導也會把握不準或找不到政策依據，最終回復：“從嚴掌握吧。”于是，“從嚴總歸沒錯”的觀念下，拒絕企業邀約成了默認做法。

同樣地，企業家也很糾結。沈艷斌是廣州市尤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他坦言，平常與政府部門交往時，他總是會糾結。有一次，看到連續走訪好幾家企業的地方政府人員幾乎沒有停下來休息，沈艷斌想在活動結束后邀請他們吃個便飯、用個工作餐。但他很快又開始糾結，既擔心此舉會觸犯紀律紅線，給公職人員帶去麻煩，也擔心會給自己帶來負面影響。幾經掙扎后，沈艷斌還是沒有開口。

如今，這些心理包袱可以放下了?！吨敢访鞔_了在特定情況下公職人員可在企業用餐的規定，例如上門聯系服務企業或開展檢查、調研等公務活動，因工作原因誤餐或者因企業地處偏遠等特殊情況不便就餐時，公職人員便可由企業協助安排就餐，但不得超過規定的餐費標準。

此外，針對商會、行業協會舉辦的洽談會、展銷會、推介會等，原則上公職人員不接受宴請，但若活動組織方協助安排或全體人員統一用餐時，公職人員可以一同就餐。

同時，《指引》也明確了就餐“紅線”：不得在企業招待場所大吃大喝，不得要求企業為個人宴請買單，不得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宴請。

超標酒店能住

出差時，能否與其他參會者住同一家酒店？如周邊無合適酒店或合標準房型，超出標準部分的費用能否報銷？遇到企業不收取住宿費的情況，又該如何處理？

廣州市發展改革委資源節約與環境保護處處長劉夏青在貴州黔南州參加糧食產銷合作會議時，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當地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安排了一家位置偏遠且超出差旅標準的酒店。

“入住超標的酒店，不僅違反了節約原則，也可能引發公眾對公職人員廉潔性的質疑。”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劉夏青和同事選擇到鎮上的賓館住宿。由于當地交通不便，會議又在次日清晨召開，她們不得不提前出發，增加了不少麻煩。

王煜群在調研中也了解到，有企業對招待公職人員的規格拿捏不清，擔心統一安排的酒店標準超出政府規定，于是搞“特殊”，專門去安排住宿價格很低的酒店，“無形中增加了企業的工作量和負擔”。

此次《指引》對此作出明確規定，如果參加重大外事活動、國際論壇、企業家峰會等特殊公務活動和重要商務活動，參會人員統一入住的酒店住宿費超過限額標準，應事前請示報告、嚴格審批把關，確因工作需要的經批準可以入住相應酒店。

同時，《指引》也要求，差旅費用不得違規由企業承擔，實際發生住宿而無住宿發票的，不得報銷住宿費用。

隨著“出海”步伐的加快，出境洽談是不少企業商貿交流的家常便飯。通常，搭乘企業包機出國和持因私護照赴國外處理公事，都是公職人員的“雷區”。

然而，《指引》中的案例表明，這類行為并非“一刀切”地被認定為違規。王煜群說，持個人護照執行公務的行為，從動機上看，是為了拓展企業的海外業務；從客觀條件看，出國(境)任務時間緊，正常的因公出國(境)審批程序不適應緊急情況需要；從程序方法看，履行了請示報告和審批手續；從性質程度看，沒有為個人謀取私利；從后果影響看，客觀上有利于國有企業經營發展。

因此，可以依據“三個區分開來”的原則，進行容錯糾錯、減責免責，不予、免予追責問責或紀律處分。至于暴露出的因公出國(境)審批管理方面的問題，應當通過推動健全制度、優化流程、創新機制等，從源頭上消除隱患。

解決“清”而不“親”

廣州之所以出臺這樣一份《指引》，和當前的政商關系遇到的新挑戰有關。

近年來，隨著中央八項規定的落實以及反腐的深入，多地畫出了政商交往的“紅線”“底線”，政企合謀的問題已得到較好的解決。不過，“清”而不“親”成為部分地方政商關系出現的新問題。

在2017年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新聞發言人王國慶指出，“清”而不“親”成了新挑戰，領導干部怕犯錯誤，對企業敬而遠之，出現了不敢為、不愿為、不作為的現象。

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梁平漢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在避責心理作用下，部分官員產生了“懼商”“避商”心態，抱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消極心態被動回應民營企業家的需求。

企業也有同感。上海市民營經濟研究會副會長李建偉去年的一份關于政商交往的調查也顯示，有47.7%的受訪民營企業認為，政府部門對他們不聯系、不關心，是因為有避嫌心理。

這些現象的背后，有一部分原因正是政商交往中的“灰色地帶”帶來的困擾。廈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羅進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地方政府官員寧愿“清”而不“親”，是因為當前政商交往的考核激勵機制和容錯免責機制不完善，“親”“清”政商關系的建立和發展還沒有具體化、指標化，讓服務意識和執政能力欠佳的領導干部選擇性履行職能。

事實上，自2016年3月4日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民建、工商聯界別聯組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以“親”“清”二字廓清政與商的邊界一個月后，廣東就出臺了《省紀委省監察廳關于推動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若干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意見》)。

《意見》指出，包括領導干部應當定期深入企業調研，了解實際情況，幫助解決困難；不得在市場準入、招商引資、政府采購、證照頒發審驗、項目審批、土地征用、市場監管、工商管理、稅收征管、金融貸款以及財政補貼等環節吃拿卡要和政務服務不作為、慢作為等。但對涉企的具體場景如參加年會、在企業就餐等問題沒有明確。

其后，河南、江蘇、山東、浙江等地都以正負面清單等形式紛紛出臺了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法規或文件。不過同樣的是，相關文件都是較為籠統或原則性的要求，沒有對不同場景進行細節規定，對于不規范處理政商關系的相關人員應作何懲處，也沒有提出具體辦法。

此次《指引》的出臺正是對此的補充。王煜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指引》的出臺，一是滿足企業需求，隨著政商交往場景的豐富，企業對政策的明確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滿足政府需求，盡管公職人員對政商交往原則有所了解，但在具體操作中對邊界的把握仍然不夠清晰，“這些顧慮有的源自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需求，有的則是因自我設限和層層加碼導致的”。

不是搞“紀律松綁”

“類似廣州這樣普適性較強且細致的《指引》早該出臺。”聶輝華認為，厘清政商交往的邊界是普遍且重要的政策問題。

而在當下，《指引》的出臺更有其意義。今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并部署下一步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進一步規范涉企執法、監管行為。要出臺民營經濟促進法，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劉春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出，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經濟壓力下，穩定企業生存與發展尤為重要。會議強調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反映了黨中央對經濟發展的高度重視，切中了部分現實問題和突出問題，向民營經濟傳遞了更加善意的信號。

而正如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研究員沈榮華對《中國新聞周刊》所說的，此時出臺《指引》，其中場景化的分類配以清單、案例和法律依據，令政商交往清單化和法治化，直觀明了；其次，“安全區”的劃分令政商對“什么可以為”更有底氣，幫助雙方對互動的空間和邊界達成共識，降低因避責帶來的疏離。

關于“安全區”的劃分，王煜群說，他們參考了“正負面清單”的做法，在紀法允許范圍內劃出了清晰界限，釋放紀法情理允許范圍內的彈性空間，為企業和政府的正常、有序、健康交往活動撐腰鼓勁，但絕不是搞“紀律松綁”。

目前，廣州出臺的《指引》引起了各方的關注。梁平漢說，如果有地方想要“抄作業”，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如文化差異、部門和行業差異等進行調整。

比如場景。《指引》采取了場景化分類的方式，總結了干部在實際工作中常遇到的困惑。王煜群說，事實上，有企業希望進一步豐富場景設置，但考慮到篇幅和實際需要，最終選取了他們在調研中發現的、大家反映集中、具有代表性且比較常見的六大政商交往場景。目前，他們還在收集和研究新場景和新問題，未來將結合《指引》實施情況，結合工作實踐，適時推出第二批《指引》。

王煜群還透露，他們將會圍繞落實《指引》有關情況，加強監督檢查，確保其有效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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