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得2017年5月，市場傳出中郵基金原投資總監鄧立新被帶走調查的消息。此后中郵基金曾發布公告稱，鄧立新“因其個人行為，正在接受相關部門調查”。

近日，隨著庭審公開，鄧立新的“老鼠倉”也正式被揭露。根據庭審相關信息，鄧立新自2009年3月至案發前止，單獨或伙同孫某鴻、王某一起操縱上海、北京兩地的12個股票賬戶，先于、同期或稍晚于中郵旗下的兩只基金買賣相同股票，涉及成交金額34.7億元，非法獲利5507萬元。

不過在庭審中，每經記者也注意到，鄧立新提及獲利金額在3000多萬元，對于5507萬元的獲利金額認定，存在一定的疑問。截至庭審結束，該案還未進行宣判。

中郵基金原投資總監鄧立新自傳出被帶走接受調查之后，關于其是否涉及“老鼠倉”的問題一直未有定論。

不過近日，記者注意到，葫蘆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再次開庭審理了“鄧立新、孫某鴻、王某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一案，這使得鄧立新的“老鼠倉”事件終于有了明確的信息。

根據2019年11月5日葫蘆島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開庭信息，公訴人表示，經審查查明，鄧立新作為金融機構從業人員，在金融機構從業期間，掌握了中郵核心成長混合基金、中郵核心優勢靈活配置基金的標的股票名稱、買賣節點等非公開信息，利用上述掌握的非公開信息，自2009年3月至案發前止，單獨或伙同孫某鴻、王某一起操縱上海、北京兩地的12個股票賬戶，先于、同期或稍晚于上述兩只基金買賣相同股票。

經認定，鄧立新涉及成交金額34.7億元，非法獲利5507萬元;孫某鴻涉及成交金額16.8億元，非法獲利2927萬余元。

庭審中，鄧立新表示，“2017年3月29日，遼寧省公安廳到我家里面把我帶走了。”這也正式證實了2017年其被帶走調查的消息，不過并不是5月份，真正被帶走的時間是3月份。

此外，在2017年3月29日同一天被監管帶走的還有孫某鴻，而王某則是在2017年5月19日被帶走。

隨著庭審的進行，鄧立新“老鼠倉”行為的一些細節也逐步曝光。鄧立新表示，他與孫某鴻是有次坐在一塊的時候，提到可以由他來提供信息，孫某鴻提供操作賬戶，并且約定產生的收益五五分成。

此后，鄧立新和孫某鴻各出資200萬元，打到其中一個賬戶中，該賬戶操作了幾年之后，因擔心同一賬戶交易時間太長，又把錢挪到了其他賬戶繼續操作。其中早期涉及的賬戶主要有3個，后期又把錢挪到了另外兩個賬戶。

不過截至案發時，鄧立新和孫某鴻還未就收益部分進行分成。另據孫某鴻表示，賬戶里面的錢一直處于滾動操作中，所以一直也沒有談到分錢的事。自案發時，雙方共同交易的賬戶共有金額約3000萬元，大部分為現金。其中，400萬元為雙方的初始投入，2500萬元為獲利金額，還有100萬元孫某鴻表示是他自己的錢。

也就是說，按照雙方約定的分成，鄧立新和孫某鴻的各自獲利金額應為1250萬元，這部分獲利金額鄧立新和孫某鴻均表示認可。除了這部分收益，孫某鴻還供述了自己還有兩個賬戶，也參與了交易，獲利金額約400多萬元，不過這兩個自己的賬戶鄧立新并不知情。

另據鄧立新供述，對于他和孫某鴻一起控制的賬戶，自己也曾經有獨立操作過，主要是利用出差或是在家里的時間，但是對于獨立操作的這部分有過多少獲利，則表示由于時間太久了已經記不清楚了。

庭審中，公訴人表示，鄧立新作為基金管理公司從業人員，利用其職務獲取的非公開信息違反規定，從事或告知他人從事與該信息相關的證券交易活動，情節特別嚴重，孫某鴻、王某明知道鄧立新知悉的信息是非公開信息，仍伙同鄧立新就該信息進行證券交易活動，情節特別嚴重。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鄧立新，還是孫某鴻、王某，均表示對犯罪事實、罪名都沒有異議。不過鄧立新提出，“罰金定得高了。我記得非法所得是3000多萬元，但是看到定的是5500萬元，不知道這塊后來是怎么定的。”截至庭審結束，該案并沒有當庭宣判。

記者注意到，鄧立新曾擁有長達近25年的證券、基金行業從業經歷，曾先后在工商銀行、華夏證券、首創證券、中郵基金等公司任職。在華夏證券，他曾任該公司北京三里河營業部交易部經理;在中郵基金，鄧立新歷任基金交易部總經理、投資研究部投資部負責人、投資部副總監等職位。

根據其在中郵基金的管理經歷，2011年5月，他開始擔任中郵核心成長基金經理;2012年8月~2017年3月，擔任中郵核心優勢基金經理;2015年7月起，任中郵創新優勢基金經理;2016年1月起，任中郵風格輪動基金經理;2016年4月起，任中郵低碳經濟基金經理。

在公募基金圈子里，鄧立新是一個低調而神秘的人物，雖然從業時間超過20年，并且和任澤松、許進財曾被合稱為“中郵三俠”、且都擁有自己的個人工作室，但和其他兩位相比，他并不經常出現在公眾視野中。(記者 黃小聰 )

關鍵詞： 中郵基金公司 老鼠倉